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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有人敲门。我从床上翻下来，连滚带爬地去开了门，是亨特。宿醉带来的反胃和头晕的感觉和门口亨特的脸联系在一起，后来我每次看到他都感到微妙的恶心。我的胃在一阵一阵地抽搐，急不可耐地要把门关上，他却伸手来挡了一下，手里夹着一封信。

    “你的房东敲不开你的门，竟然找上我来了。”他说。

    我从他手里接过信，把他的手推出去，关上门。

    “喂！”

    他在门外嚷嚷着，而那时候我扑在水池边上，把昨晚没消化完的那些东西通通吐了出来。

    这天以后，亨特开始经常出现在我眼前。有时候我在厨房洗碗，会看到他遛着狗从外面经过，他那一头橙红的卷发非常显眼，远远看去，好像一只狐狸路过草丛。

    有一次，他敲响我的门，说：“我家没有咖啡豆了，你能请我喝一杯咖啡吗？”

    我用食指戳着他的胸口，恶狠狠地把每个单词从牙齿缝隙里挤出来：“我跟你没有好到这个份儿上，亨特。如果你下一次再随随便便拉开我的栅栏，我就一枪打烂你的脸。”

    亨特挑了挑眉，握住我的手腕，张嘴把我的食指含进嘴里，咬了一下才松开。然后他放开我的手，我看着食指上一圈牙印，毫不犹豫地朝他的脸挥出一拳——被他接住了。他抓住我两边手腕，半推半挤地把我按在墙上。

    “嘿！”我说，声音很大，只是听起来效果不尽人意。

    “酒馆的老板告诉我，你老婆好几年前就跑去俄亥俄了，”他凑在我耳边说，“这么多年，你这个漂亮儿子把你看得紧紧的，你不寂寞吗？”

    “滚。”我说。

    亨特叹了口气。他捉着我的手，把它探向他的裤子。当我碰到一个硬的东西，我的脸都憋红了，但是张开五指触碰它，发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样——那是枪的形状。

    “你想猜猜看吗，保险栓开了还是没开？”

    我盯着他，那副表情大概很是惊恐。

    “好孩子，”他说，这个词恶心得我一哆嗦，“如果我现在放开你，你会给我一杯咖啡，对吗？”

    我看着他，还有他那双讨人嫌的绿眼睛，让我想到佩特拉眼睛的颜色。我违心地点了头，他缓缓松开我。

    我立刻抽回手，甩了甩手腕，他的手搭上口袋里的枪。我嗤了一声，忽略后背发毛的感觉，转身去泡了两杯咖啡，然后我们坐在客厅里。

    “轻松点，”他说，“干嘛臭着脸呀。我只是想和你搞好关系嘛。”

    “我不知道什么关系能靠手枪来建立。”

    “没有吗？你又不是没摸过我的枪。”他促狭地说，语气本身就很下流。我狠狠拍了一下桌子，他笑起来，作举手投降状。

    我警告他布彻尔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回家了。他听完琢磨了一下，说：“全世界会怕你儿子的恐怕只有你一个人。”

    我冷笑一声，没有搭腔。

    每个人的口袋里都可以有一把枪，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如何拉开保险栓。不是谁都敢开枪，射杀动物和射杀人也完全是两回事。

    你怎么知道你隔壁住了一户什么人？

    他无视了我的沉默，自顾自地环视我的房子，突然说：“你不信教。”

    “我只在摔倒的时候喊上帝。”我说。

    他听了大概觉得很有意思。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那你在抗拒什么？”

    “什么？”

    “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有很多。”

    “没有什么‘我们’。”我指正。

    “拜托，别摆出老学究的样子来，”他说，“你知道芝加哥有多少人？那些走在街上的男人，你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异常。但就是刚刚也许和你擦肩而过的那个，他更喜欢他女朋友的父亲。”

    “那不关我的事。”

    “是吗？”亨特说，“那你儿子呢？”

    我没说话。布彻尔，他呢？我进过他的房间，看见他还把我的年轻时候的照片压在玻璃桌板下面，旁边是报纸上剪下来的佩特拉的笑脸。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把我的照片和死人的照片摆在一起，让我感到有点毛骨悚然。

    有的人会杀死自己的爱人，有的人会杀死自己的仇人，我不知道布彻尔怎么定义佩特拉。我宁愿相信他只是一时冲动，就像他这时候把我作为性幻想的对象，无论如何，都会过去的。

    “他只是年纪还小。”我说。

    亨特看着我，平静地喝了一口咖啡，把杯子轻轻搁在桌上，然后哈哈大笑。他好像一张刻满了笑声的唱盘，单调的讽刺的笑声源源不断地传出来。

    我非常恼火地打断他，然后就像他来时那样，用枪顶着他的腰，把他赶出我的家门。左轮的枪口正对着他，这个红头发的疯子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耸耸肩：“为什么这么严肃啊？”

    “无论我跟你发生过什么，”我说，“我都跟你不是一路人。别像个迫不及待要找玩伴的小孩子一样，蠢货。”

    “你当然可以不承认，可是我看得出来，”他一点儿也不生气，他说，“你跟我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你骗到了一个肯为你生小孩儿的倒霉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