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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句话。

    我倒了一点酒，一整天都在反复看西里安订的那些旧邮报。西里安不喜欢读书，家里只有一些图鉴和工具书，我既看不懂也读不进去。在这天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时间竟会这么难捱，到了傍晚，西里安回来之后，还在玄关脱鞋，我就迫不及待地像逃跑一样地离开了。

    回到家和布彻尔一起吃晚饭的感觉真好，一不留神就把菜做多了一些。晚上躺在床上，我等了很久，直到彻底睡着，布彻尔也没有来；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又去上学了。

    像现在这样，应该是我期待已久的正常结果才对，可我却浑身发冷，骨头酸痛。虽然体温不高，抚摸手臂皮肤的时候也不感到刺痛，但说不定我正在高烧呢。说不定我马上就要死了。我的命也像那些被强加于我的东西一样，当我好不容易适应了，就要立刻抽走它。我呆坐在床上，头发乱糟糟的，看见窗外的天色很明朗，这样的时节，要是能待在家里拉上窗帘再睡一觉就好了。

    我费了一番功夫说服自己从床上爬起来，糟糕的是，今天竟然还要再去西里安那里兼职狱警的工作。

    我进门的时候安迪正忙于做他的手工，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一眼，只是在我走近时轻轻偏了偏头，把耳朵朝向我，但我却没什么可说的。我冲了一杯热咖啡，坐在他的对面，从口袋里掏出信纸，在桌上展开，抚平；用手边的一块木头把劣质钢笔的溢墨吸去。

    亲爱的陌生人：

    你曾有过溺水的经历吗？不断地下沉、下沉，河水灌进耳朵，周围的一切声音都变得那么不真实，透过水的波纹，可以看见上面还是白昼。那一年我七岁，一想到死，我就感到解脱。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在床上醒来。我的一个姐姐坐在我身边，我至今记得她牛犊一般清澈的、流泪的眼睛。后来我们一家人都搬离了河边。我们是好大的一家人，就像一支军队那样。

    我最近时常和我的匿名朋友通信，来往的信件很可笑，几乎是我们两个人在各说各话，很少有实质的、能够推动关系的交流，我不知道这个人是男是女，而且看样子对方也无意向我透露姓名。然而正是这种全然的模糊使我感到了宽慰，就好像对着树洞倾诉一样，树洞不会嘲笑你，只会默默地接纳一切。现在我对人们反而无话可说了，哪怕在路上遇到苏珊，我也很平静、很麻木，她的关心和鄙夷都再也不会触动我。我所经历的一切太复杂、太沉重，像吸饱了水的毛毯一样紧紧裹在身上，而当纠缠和痛苦超越了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后，疼痛就变成了我傲慢的资本；我想这大概就像有的人将伤疤当成肩章那样。

    是这种隐约的傲慢让我看起来和原来不一样了吗？我每天照镜子，也没有觉得自己看起来有什么不同，然而人们见到我时却都说：你变了，苏伊。

    虽然这些人里并不包括安迪。

    在将近一周的相处之后，安迪重新和我熟悉起来，就像之前做我的病人那样，更多地透露出软弱的性格、带来麻烦，好像被宠坏的孩子一样认为受照顾是天经地义的。一开始只是多要一杯咖啡；然后演变成随时打断我的，要我给他递来材料工具，桌上的东西；紧接着是柜子里的东西，楼上的东西。

    第三次他让我去阁楼上找量具的时候我装作没有听见。

    安迪又催了我一次，这一次我和他打了一架，提着他的头发，把他拖进浴室，截断空马厩里的缰绳，把他的脚踝和水管拴在一起。

    安迪醒来之后被自己的处境惊呆了。他看着我，好像一个突然失去了宠爱的小混蛋。有一瞬间我从他脸上看到了布彻尔不如愿时的烦躁和沮丧，一种独属于年轻人的表情。

    “我的眼睛肿了，”他说，“我害怕。”

    我洗了毛巾给他擦脸，把脸上的脏污和血都擦拭干净。暗下决心要很轻、很耐心地做这一切，不是为了赎罪，而是给自己找一件没有意义又需要专注地做的事。安迪的左眼被我打肿了，因为他狠狠咬了我一口。毛巾擦过伤处的时候，他的面孔微微抽搐，身体也在颤抖。我感觉自己好像在照顾一只惊惧的实验动物，乖巧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永远只会发出呜咽而不是嚎叫的柔软的动物。有时候人和豚鼠似乎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我在洗毛巾的时候突然觉得异常悲伤，双手泡在渐冷温水里，我的血液也好像在逐渐冷却。“我太累了，安迪。”我说。

    他没有接话，甚至在听到安迪这两个字的时候，愣了一下才做出反应。这毕竟不是他真正的名字，就像没有人会是他真正的朋友一样。

    我又问：“你可以原谅我吗？”

    他抬头看向我，无奈地扯了扯脚上的绳子。

    “噢，”我说，“我真的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