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合剂，介绍着两个从未相识的陌生人，往更亲密的方向走去。
先看见我的是那位大学同学。
我们见过几面，但不算朋友。他对我和阮言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很浅显地认为我们只是一路做了十几年同学的“好兄弟。”
也可能是因为，我实在没有在任何人面前透露过一丝一毫有关性取向的蛛丝马迹。
再往前走，两方狭路相逢，避无可避，他自然而然地和我打了个招呼，甚至用你知我知的眼神暧昧暗示道，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去喝一杯。
我说不了，你们去吧，别灌小阮喝多了。
那人立刻正色：“不会的不会的，小阮聪明着呢，每回和他出去，都是他想方设法躲酒。”
好的。我又转向阮言，询问道：“带钥匙了吗？”
他“啊”了一声，愣愣道：“带了。”
行，那你们去玩吧。我这么说着，边笑边离开，依稀听见身后一人在向另一人介绍我，说是阮言的高中同学，做律师的，现在一起租房子住。
总结的还挺对，一句也没说错，外人眼里这可不就是我们的关系吗。
这段时间的记忆对我来说还蛮混乱的，掺杂着繁琐冗杂的工作，不断飞外地出差的逃避，以及长时间和阮言的分别。
不是夏翊，也会有张翊，李翊，或者其他的什么人。
老实说，我是没有发现这个大学教授和夏翊到底有什么共同点，或者说他吸引到阮言的点是什么，何以阮言在和我生活了这么几年之后，委婉承认要和他“见几面，试一试。”
埃斯库罗斯说，厄运在同一条路上漫游，时而降临于这个人，时而降临于另一个人。
我想，厄运大概在二零一四年的那一天，从不知名的地方飘过来，降临到我头顶了。
第29章
那年我在广州接了个偶像明星和东家解约的官司，那个女孩还挺不容易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有魄力和公司拍桌子对峙，后续是满广州找不到一个愿意接她单的律所。
她运气倒也很好，找到了愿意替她付违约费的下家，那家公司和我们律所是长期合作关系，案子不算难打，就是稍微有点儿麻烦。原本头儿打算派别人去，但我主动揽下了活儿，和他说我接了。
袁于霖辗转得知我和阮言的事儿，三天两头给我发微信，语重心长地催我工作完了赶快回来，别叫阮言真的和别人跑了。
我总是再三推辞，和他打太极，说等结束就回来。
他不明白，阮言如果真的想离开我，我是不会拦他的。
比起谁都明白的道理，我更不想叫他恨我。
“沈律师，你在不在听啊？”坐在对面的年轻女孩叩了叩桌子，不满地眯起了眼睛。
新东家还没有给她安排对接的经纪人，打官司一事大部分时候都是她本人在和我接洽，除了酒店前台，算是这段时间我见到的最多的人。
“在的，你说你要找旧手机里的短信记录取证，是吧？”
她敷衍地点点头，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又迅速地戴上了口罩：“你每天都有几分钟是心不在焉的，手机屏幕亮起来立刻就去看，让我猜猜，你是不是在等女朋友的消息？”
“……”我笑了笑，不去答她的问题，“周小姐，没有别的事，那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