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二篇(六) (第2/2页)

德治国实际是非常苍白的说教。“道德政治”与“政体政治”哲学正是东西文化的差异，也正是民主与专制制度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必然结果。

    《乾》篇里对君子的论述：“每天努力不懈的进取，而时刻又要警惕自省，这样做就没有害处”。除了对君子讲自我修省，再没有什么政治主张了。把治国的好与坏寄希望于“君子”自我修省（即“道德自律”），单靠统治者修德自省的这种软性去约束而希望达到政治上的有为，那无疑于是政治上无奈的**。如果君子不去受那种软性的道德说教去约束自己，而是贪婪残暴，又如何是好呢？自我完善又不能，警惕自省又不会，克制约束自己又不愿，那又如何是好呢？古代的哲人们，从不去思考这些问题。让统治者（“君子”）以修德自省而达到政治目的的实现，而对统治者的压力只多是“功业”上的好坏成败的说教。却没有来自体制程序上的实实在在的制约。这正是我们的古典政治哲学，一开始就存在着政治学说上的缺陷。这种缺陷，正是东方文化的特色。这与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提供的政治思想的对象不无有关，中国古代的哲人从来都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为统治者提供安邦治国的政治经验。而不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或‘天下’人的立场上去思考，去创立政治学说。《周易》一书是为“君子”讲述的政治哲学，自然是站在“君子”的位子上为“君子”讲述的安邦治国之“道”。为“君子”提供政治经验，也只能是历史上的成熟经验，即修德爱民，才能保着“家”、“国”不败的经验之谈。《周易》哲学可说是奠定了儒家的道德政治哲学的基石，即开了一个先河。先秦的政治哲学把“君子”（统治者）的道德性建设，变成安邦治国寄希望的不二法宝。可这“君子”之治，并没有走向天下太平，和“家”、“国”的长治久安，而是列国的征伐不断，最终却走向王权专制的天下。这也是从《周易》开创的儒家道德人治之先河，而最终结下了一个专政理论之恶果——《系辞》。《系辞》终于为帝王专制的建立而寻找到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天经地义’上的理论依据，来为王权专制铺平道路。

    中国古代的哲学无论先秦的“君子论”或是帝王时代的“君主论”（韩非子开“君主论”之先河）。都是古代的哲人（思想家）为统治者提供的统治谋略，而不是站在人的角度上论述政治权利与义务的政治思想，这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是不同的，才有了中国古代几千年一脉相承哲学体系，即“道德政治哲学”。这道德政治最终成为苍白无力的政治说教，而这种“道德政治”学说，也最终成为前后封建统治者统治愚弄百姓的不二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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