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楹联 (第3/8页)

没有一个统一不易的尺度。正是从唐诗开始，中国的诗歌进入了一个讲究规则和法度的“格律”时代。唐朝的格律诗，一般而言分为四种：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七言绝句。这四种形式的诗歌，不仅在字数、句数上有一定之规，还包括严谨的对仗和押韵，而对仗又包括词性的对仗和音韵的平仄对仗。尤其是律诗，总共八句诗中，又分为两两相匹的四个联句，曰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颔联和颈联的写作要求最为严格，连一句之中哪几个字用平声、哪几个字用仄声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有的句子应“平起仄收”，有的则应“仄起平收”等等。唐诗的这些特征，不仅影响到后世的词、曲、小令的创作（后代诗歌史的研究者就有把词、曲等等也称作格律诗的），当然也影响到对联的创作——对联创作中必须恪守的“对仗”可以说直接来源于唐代的格律诗，如民间在对孩童进行对联写作的启蒙时，就采用这样的“口诀”，所谓“风对雨，夏对秋”等等，这类启蒙，告诉孩子的是，对仗既包括词性和词义上的，同时也包括声韵上的。如“风”和“雨”都是表示自然物像的名词，而声调上，“风”是平声，“雨”是仄声；“夏”和“秋”都是表示季节名称的名词，“夏”是仄声，“秋”则是平声……

    对联的写作，虽然受唐代律诗影响很大，但也不能不看到，它实际上也受到唐以前各种诗歌形式的影响。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它的句式绝对不局限于五言和七言，而是从两言到七言乃至多言的均有。并且，它通过组合诗歌的各种句式，甚至创造出多达百言的长联，而百字长联的迂回曲折，摇曳多姿，竟能容纳一首普通的诗歌所不可能包容的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

    笔者所见到的最短的对联为两言对联，如明成祖朱棣与翰林学士解缙两人合作的对联：

    色难；

    容易。

    朱棣在读书时，读到书中有“色难”二字，认为这两个字很难找到与其相对的词汇，没想到解缙当即回答说：“容易”。解缙的回答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说“色难”一词不难对，二是“容易”本身就和“色难”形成工稳的对仗。“色”和“容”都是指人的面貌而言，而“难”和“易”则正好是一对相匹配的形容词。

    而最长的对联则已经不好统计。自从清人孙髯翁所做的180余字的《昆明大观楼长联》问世以来，模仿者层出不穷。从清代直至现代，早已经有人创造出200多字甚至上千字的对联。今人华武所写的赞长城联，总计字数达1000字，该联曾获得1985年春节全国征联奖。而与孙髯翁同为清代人士的钟云舫的题四川江津临江楼联更是长达1612字，简直相当于一篇文章了。

    从以上两副对联可以看出，对联的句式，其实已经大大超越了唐代律诗的体例，甚至超越了历代诗歌的句型模式。后世的对联，不再仅仅是诗歌的延展，它在句式上还吸收了散文、骈文、宋词、元曲以及民间俗语、口语……的成分，连语气助词和虚词——甚至还有象声词——都可以随需要纳入对联写作之中。因此，孟昶写的第一副对联或许在形式上直接来自于唐诗，但随着对联这门艺术的成熟，它就有了众多的“前身”，兼收并蓄而后自成风貌，不能再将其仅仅看做是唐诗的变种了。这里将收集到的几个例子提供给大家，以佐证笔者所言不虚。

    站住！你背地做些什么？好大胆，还来瞒我；

    想下！俺这里轻饶哪个？快回头，莫去害人。zWWx.org

    ——城隍庙对联

    所谓城隍，是过去迷信当中主管城池的神，相当于知县或知府老爷在阴间的投影。过去，官府老爷的主要职责之一是断案，城隍老爷也是如此。民间百姓又认为，凡是神都有知晓常人所不能知的事情的能力，官府老爷断案，或许因无法知晓人们暗中的行为而断不清楚，但城隍老爷却能够无所不知，哪个要是想瞒着他背地里做坏事是行不通的。该联借用城隍老爷的口吻，警戒那些心怀不轨的人，莫要暗存侥幸。须知，要想神不知，除非已莫为。而在语言上，这副对联正是运用了民间口语化的形式，以俏皮、滑稽的特点，展示出对联在语言风格上的不拘一格。

    哼，贱妇愚哉，非吾直上青云，何来彩电！

    呸，莽夫谬矣，是我亲缝绿帽，始有乌纱。

    该联以一对夫妻凭借色相和裙带关系捞官职、贪财贿的丑陋嘴脸刻画出来，有剖皮析骨、入木三分之效。上下联的第一个字就是以语气词来开头，以加强表现效果的。

    再看使用语气助词的对联：

    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

    有降龙伏虎手段，龟蛇云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