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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块钱的订餐，拿进学校便身价倍增，没有五十块钱是吃不起的。我的生活用度全靠定向专业给的津贴，自然不能如同有些人那样阔绰，精打细算下来一周可以堕落两次，其余时间就只好就近去教学楼旁边的食堂，倒是方便快捷，菜也还堪吃，只一点：吃米饭时须得把米饭翻一遍，吃面时须得把面条挑一遍，以防里面藏着些小蟑螂一类的野味。

    由于是就近吃的饭，吃完自然还有些时间。同我一样懒得走远路吃饭、又懒得预习下午功课的学生们，就三三两两地跑去树下的长椅子休息，或者到综合服务站去买吃买喝。综合服务站的管事是个四十多岁、肥胖的男人，看上去就很颓废：头发总是灰油油的，胡子也经常不刮，脸上总是带着半睡半醒的笑容。尤其到了夏天，他穿着老人背心，扇着蒲扇摊在椅子上，看起来就像是混吃等死的社会闲散人员。我私底下管他叫“颓废叔”。这个人除了售货（严格意义上是看管着柜台，我甚至怀疑他从不记账），还兼着驱动器修理工的职务。至于修理的手法如何，可就见仁见智了。

    学院里的学生背景千差万别。出身大家系的少爷小姐，驱动器用的是进口的“黑德尔”牌，那驱动器表面镀了钢琴漆，里面的电子元件原是用于超级计算机的标准，而且半年一维护，每年都要换新的，自然是根本不用维修；家境一般的，驱动器用着国产的“奋进”、“海豚”，维修的时候只消给厂家打个电话，当地的销售机构自然会派工程师来，因此也不至于跑到这里。唯有一些家里实在没什么钱、或者出身平民家系的学生，会买那种两三千元一只的“喜鹊”之流，又不晓得定期维护，可了劲地用，等到送到服务站来修已经是表面斑驳残缺，内里半报废状态了。“颓废叔”瞥一眼驱动器，露出慵懒的笑容：“十块。”接过十块钱，“颓废叔”从柜台后面拉出个小抽屉，取出来一个红塑料盒子，一个示波器，示波器上面挂着线，五颜六色，乱七八糟，充满了西方社会的自由气息。红塑料盒子里是一副单眼戴的放大镜，一套修手表用的小螺丝刀。只见他把放大镜往左眼窝子里一吸，拉着示波器上的线往驱动器上东塞一根西塞一根，拧巴拧巴螺丝刀，调一调示波器，大约五分钟上下这驱动器就算是修好了。

    当然，十块钱修好的示波器不可能是真的修好。这修理只会让示波器多两三个月的寿命罢了，时间一到，那学生又得腆着脸回来，交出十块钱。如此反复的多了，即便修好，那驱动器也会常常出岔子，例如课堂上要你在两根铁丝之间驱动电弧的，那学生调好驱动器，一挥，啪，炸了；又有那教授要学生练习驱动位移的，他一挥驱动器，半吨重的铁块轰隆一声飞到半空里，把教室天花板砸个大洞；要驱动金属流质化，结果弄成了钢水，把桌子地板全都烧穿了——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少不了的。那些教授都是超能力界有名的学阀，自然是风度极好，不会动怒的，偶尔遇见些个刻薄的，只消把那学生的驱动器拿在手上端详一下，然后摇着头装腔作态地“唉——”的一声，就足以让整个教室哄堂大笑，当事者羞愤欲死了。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常常发生，出了洋相的穷学生们自然就迁怒于颓废叔，常常传言他只有三脚猫的维修功夫，靠着某个部门领导的关系招摇撞骗。但是我私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