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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翻找着，找出来一条儿金色的东西，用指甲划了划，闻一闻，确定这是铜，而不是金子。没事儿，我也不指望着捡到金子，铜也很值钱，于是我就拿着这一条儿铜高高兴兴地回了家，交给叔叔婶婶，像立了大功一样。

    叔叔拿着铜去卖废品，居然换来了两块多钱，这两块多就相当于后来的两百多。叔叔特别高兴，直夸奖我，但是没有让我再去拿一点儿。

    第二天，我装作没事人似的又回到了机床厂那间小房子，没想到它的门锁上了。我才意识到那些边角废料不是垃圾，是可以回收的。我吐了吐舌头就走开了，但是听见大门里有人在议论，我过去听了听，他们好像在议论一个图纸的改动问题，我完全听不懂。

    我小小的心里，就冒出了一个信念：我要好好读书，将来当工程师，设计图纸。其实做出这个决定的一大原因就是：离那些边角废料比较近。

    我还惦记着那些能卖很多钱的金属。

    转眼间就到了一九六八年，我的童年渐渐地逝去了。

    这一年，我十岁，已经成为了一名初一的学生，李言笑则升入了高中。

    当时，最好的结果是直接上中专学技术，人人都盼着考上中专，中专比高中好。但是李言笑不想提前学技术，他喜欢数学和物理，喜欢研究学术，于是继续读高中。

    李家庄的高中不太好，他去了县里的高中。县高中离我们家倒不是很远，但总之不能来回跑了，他成了住校生，一周才能回来一次。

    他的功课也越来越紧张，这样一来，我们相处的时间就变得很少了，只有周末的一点时间。我一边想念着家，一边想念着他，只觉得百爪挠心。

    李言笑很能睡觉，但是又很能吃苦，每周一去学校之前，天还没亮就早早就起床，然后用车子带我去李家庄初中。

    王钩得儿也上了四年级，经过了四年政治的洗脑，他也成了一个“热血沸腾”的孩子。他成天放了学就跟着一帮红小兵打砸抢烧，我看着都觉得心惊胆战。

    法制已经被严重地糟蹋了，现在红小兵到处横行肆虐，想抄谁家就抄谁家，想打倒谁就打倒谁，谁被他们看得不顺眼了谁就倒霉。想批|判一个人，或想把他投入大牢，甚至想枪毙他，都是很简单的事儿。每个人都是法律，法庭、检察院形同虚设。

    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家和李言笑家。其实红小兵并不都很疯狂，我也是红小兵，但说实话，我并不想当。

    除了我和李言笑，其他同学没有一个不想当红小兵的，即使是和我们一样的“狗崽子”，也成天为自己的出身诚惶诚恐的，生怕表现不好被人看不起。

    每次我唱|红|歌的时候，眼前都会浮现出李言笑的笑容。他的笑容让我不敢跟着一起唱。我总觉得顺应现在的潮流，是一种羞|辱。一方面是大众潮流，一方面是李言笑。我不知道孰对孰错，但我不敢说李言笑是错的。

    李言笑周末回家，一定要穿上戏服唱戏，我就在一旁乐滋滋地看。太美了，一个人看一台戏，我就是嘉宾。我问起他为甚麽要这样执着，他说：“你忘了？这就是我，如果没有了戏，我就不是我了。”

    一九六九年。

    现在回想起来，若说一九七六年是彻彻底底的噩梦的话，一九六九年就是一个小小的预演，一场不算特别彻底的梦魇。

    李言笑上高二了，我上初二。

    他的